上午十点过一刻，我将工牌从脖子上摘下，轻轻放在护士站的台面上。邓娲追了出来，问我去哪里，我答道要去面试。下午两点，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，塔吊倒了。与此同时，四台手术正在进行中，两台半途而废。宋洋站在手术区的门口，手套上沾满鲜血，面对空置的手术台大声询问：“那个主刀，是谁放走的？”周围一片寂静，护士站内连输液泵的声响都异常清晰。而此刻，我已换上仁和医院的手术服，等待旧医院转来的第一位病人，期待着亲手挽救他的生命。

上午十点，医务科的电话打来，通知我停职三个月，理由是违规操作和医保用药超范围，并要求我今天内交回工牌。我询问手续如何处理，对方只说务必要先离开。放下电话后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静静望着那本压着笔的手术图谱，想到前年急诊手术时咬下的信息。将笔拔开，我在便签纸上写下周有福需要的药品，撕下贴在病历夹上。白大褂挂在衣钩上，袖口有些起毛。我取下白大褂，两折一叠，放进柜子的深处。摘下工牌时，挂绳上的塑料扣发出清脆的“啪”声。我犹豫片刻，没有将工牌放进口袋，而是直接留下在护士站。邓娲在配药室整理输液瓶，看到我后探出头来，问我去哪里。我回应说：“先出去，再说。”她擦了擦手走出来，看了眼台面上的工牌，却没有拿。

停职的决定无法反悔。通知下达，无法更改，她沉默片刻。那种沉默中包含着太多的情感，我感到无从承受。她低下身，翻了翻我的工牌，背面贴着一条旧胶布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名字，字迹已然模糊。她说，这副牌她很熟悉，我忘不了，她却不舍。我本想说些什么，却又无言以对，十年的合作中有多少次手掌相碰，已数不胜数。但在此刻，却无言以对。

我向电梯口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，回头补充道：“周有福的药已经开完，不必续。”邓娲一愣，问我何时开的。我回答说是昨天，足够他复查用。她的唇微微动了动，却不再说话。电梯门关上时，我看着数字一格一格地降低，镜中映出我的脸，昨晚连续两台手术到两点多，面上长出了青茬。抵达一楼，大厅里人潮涌动，导诊台的护士在接听电话，叫号屏上名字不停闪烁，一切如常。我走出大门，阳光透过云缝洒在地上，旁边工地的塔吊高高伫立，吊臂上迎风飘扬的红旗发出呼啦的声响。

站在公交站台上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仁和医院的骨科主任林慧颖发来的信息，询问我今天下午是否方便过去聊聊。我回复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刚过一个路口，电话又响了，韩良拨打进来。他开口问我：“老陈，你真的交工牌了？”我答应了他。他接着说，有些事情得告诉我，医务科的卷宗中，蒋俊远提交的不仅仅是停职报告，还有我去年三次耗材超标的记录。我脚下一顿，去年那次急诊清创使用的进口线，病人不能报医保，而我自己掏了钱。没想到他连这个也记得如此清楚。我问韩良，宋洋知道这件事吗？他沉默片刻，回答道，报告上签字的就是宋洋。公交车来了，我投币上车，坐在后排。车子启动时，我抬头看了窗外四楼的窗户，隐约看见里面站着一个人，但看不清是谁。我收回视线，将手机锁屏，靠在椅背上。

过了三站，林慧颖再次发来信息，告诉我进了南门后，从手术区换衣间门口找她。下午一点半，我走进仁和医院南门。这栋大楼比旧医院要新，走廊里人迹稀少。林慧颖在手术区门口等着，穿着刷手服，袖子卷起来，脸比前年见面时消瘦了一些。她带着我穿过手术区，边走边介绍科里的情况：手外科只有两个医生能做断指再植，但术中血管变异的判断能力并不稳妥。她推开一间办公室，示意我坐下，然后递来一杯水。

“我知道你刚被停职的事情。”她坦诚地说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否认。她靠在桌边，双手撑着：“旧医院的事，我早已耳闻。如果你想换个地方继续发展，我这里正好缺一位懂得疑难手术的医生，条件你可以提出。”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问她，停电是否停刀。她微笑着说，停刀的话，她会第一个反对。我们都笑了片刻。正当我放下水杯时，楼下急诊通道响起急促的警笛声，紧接着值班室的广播响了起来。林慧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快步走到窗前向下张望。回过头时，她口中咬着皮筋，边扎头发边告诉我：“电锯伤，手指断了两根。走，跟我下去看看。”我起身紧跟在她身后，路过护士站时顺手牵起一双无菌手套，那一刻的动作如同回到我工作的地方。

三周前的事情，要从周有福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说起。那天下午，120从工地送来一位伤员，四十七八岁的男性，腰部缠着纱布，鲜血早已浸透。护士剪开他的衣物，发现腹部大面积淤青，病人几乎处于休克边缘。值班医生看了之后，提出没有家属和医保，不如转院。我在走廊里听见这些话，接过病历快速翻看，又看看推床上的周有福，便对护士说：“推进手术室，我先开腹探查。”值班医生拉住我，警告说抢救费用无法支付，若出问题没人会负责。我反问：“人死在这里，谁能负责？”手术台上打开腹腔一看，脾脏破裂，后腹膜血肿，动脉出血点不止一处。我进行了脾切除手术并填塞腹膜，前后持续了四个小时。